中華戰略學會「世局論壇」專題報告(一)/李本京:2026中美關係再出發

墨新聞｜記者韋石／綜合報導

記者韋石/綜合報導

中華戰略學會12月19日上午9時30分至12時20分，於台大校友會館4樓演講廳(濟南路一段2之1號)舉行「2026年世局論壇」研討會，邀請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李本京教授、中華民國婦聯總會主任委員雷倩、林中斌教授(曾任國防部軍政副部長、陸委會副主委)、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競博士發表專題報告。

「2026年世局論壇」是由中華戰略學會、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兩岸政經研究中心、中華民族團結協會、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聯合舉辦，並由李本京教授、魏艾教授、夏瀛洲上將、徐炳強將軍共同主持。

李本京教授發表專題報告(一)，題目:2026年中美關係再出發，內容如下:

華府、北京：永遠糾纏的交往與惡鬥

要將華府與北京之複雜關係交待清楚，是件不太可能的任務，如果一定要將「兩強（G2）（2010年華府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〔C. Fred Bergsten〕首提出）之關係說清楚，講明白既然不可能，那就只好用一句繞口令的方式來說了，即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既有「交往」也常「對立」，而且是長長久久，很可能永遠存在。其所致此，原因不一，將此狀況弄清楚是一個巨大工程。

從1979年元旦，中美有了正式的外交關係，這一「共生關係」就一直成為雙方和平共存之金科玉律。一時間就將冷戰期間美國對抗中共之「圍堵政策」的這個「堵」字給廢了，僅留下「圍」字。另外則將「交往」這個詞帶了進來，於是將containment（圍堵）中之con部分留下，再將engagement（交往）之gagement 留下，就成了新字congagement，譯成中文就成了「交往與對立」了。

雙方為維持這一局面，遂有此「共生」關係，不是中美兩強偏愛此種狀態，而是情不得已，別無選擇。雙方意識型態迥異，然而也可以一面抨擊對方缺少人權，又可大筆投資對方，完全從孔方兄之立場定國策，雙方都有需要對方的時候，也都有批判對方之機會。「共生關係」是如此之微妙，其因就在實踐「現實主義」這個字，因為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。

煽動「對立」多於「交往」之書刊

中美建交的頭十餘年，雙方關係十足緊張，民間亦火上加油。對亞太地區有興趣之美台學者，則頻頻出書著文。將北京作為潛在敵人。這可從一些專書中看出端倪，如一名為《中國威脅》的書令人側目，因為這題目翻成中文就成了「威脅」而原文是「上升」（Rise），按本書原作者為 William Oberholt，原名The Rises of China :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。並無「威脅」一詞。

中文書名一變而為《中國威脅：中國一旦覺醒，天下震動》，由智庫文化於1995年出版。假如僅看原文本，則此書旨在評析中國將如何利用經濟力量走向強國之道。而中文本卻以「威脅」兩字代替「升起」，意義大不同，此譯本多少對惡化兩岸關係起了些作用。

而另一本書《即將到來之中美衝突》也有此種作用，原名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，作者為白禮博與孟儒（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. Munro）。中文本1997年由麥田出版。

本書當年在台北大賣。當道高層認為此書有許多抨擊北京之說法。為報復1996年台灣危機，同時鞏固國人對北京之敵意，乃動用資源，強力推銷。不明真相讀者也因此書有了似是而非之看法。

兩位作者均為資深記者，孟儒還多次來台，曾參加淡大舉辦之國際會議，他們為文之目的就是賺稿費，是以用字遣詞均具煽動性。當年卻為當道之御用學者大肆宣揚；聲稱他倆是學者。雖然孟儒曾一度在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擔任研究員，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聞記者。

另外一本《台灣擋得住共軍三天嗎？》，書名同樣「醒目」，2000年由旗品文化出版，作者林朱進，上校退役。自上述幾本中外書籍來看，中美關係當然不對盤。而台灣應與華府並肩對抗中共，可說在這段時期，中美間矛盾相當多，磨合期特別長。

這種曠日費時之磨合期所以存在，主要在幾個因素：不同之歷史背景、不同之意識型態、與不同之國際使命感。這些因素最終使得雙方於建交47年來只能和平共存，互探底線。

兩強文化歷史之相異

中美在思維上有著極大不同，北京奉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，華府則秉持資本主義理念。更大的不同是雙方各具極為特別之文化傳統。就中國而言，自1841年鴉片戰爭後，歷經多年持續不斷之列強入侵，最終更以庚子賠款終結這一長串經年累月之羞辱。雖然民國成立，清廷不再，然而跟著而來之軍閥割據、中日抗戰、國共內戰，中國人歷經百餘年之戰亂，導致民窮財盡。再經過韓戰之用兵，中國老百姓可說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。

換句話說，中國從鴉片戰爭迄今已180多年，從一個無與倫比的衰敗、封建、落後之國家，一變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其經濟發展仍然以7%左右上升中，成為人類歷史一頁得未曾有之篇章。當人們豐衣足食後，自然就要爭取國家地位，而民族優越感也就從而誕生。於是就有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法。

事實上中國之上升升是既成事實，而當前之國力亦非昔日吳下阿蒙。有了經濟及軍事之實力，就會在國際間以大哥大之姿態出現，這是自然發展的。在有多少錢就有多少影響力之現實國際社會中，中國自然地成為東亞之雄。於是讓其他大國如美、日有壓迫感。

在這現實環境下，中國自然成為美國之頭號假想敵。雙方不可能成為哥兒們，然而又不能動刀動槍。冷戰期間之圍堵政策也建築不起來。只好採取「交往政策」，尼克森總統於1967年因其在美國權威期刊《外交事務》上為文暢談與中國建交之必要。其中心思想，並不在乎要交往，而是為了利用北京平衡莫斯科在冷戰期間之份量及擴張。然而在此後，中美則重在交往，這也成了今日雙方來往之重要基石。也透露美國當代外交政策就建基於現實主義基礎上。

不尋常的美國國情

美國僅有250年之歷史，其外交理念卻是相當複雜的。美國標榜其本身是一個和平、人道之國家，然而卻每每在歷史長河中既不全然和平，在人道上也或有缺失。

事實上美國1776年建國時，僅有美東13州。而今擁有50州，其中或有金錢購買，如阿拉斯加，或合併而得，如夏威夷，而大多數卻是靠武力，戰敗了英、西、法等殖民國家，而得到他們在北美之殖民地，使其成為美國國土。

美國獨立前，英國新教教徒為逃避英國國教之歧視移民新大陸，他們即堅信到達一個位居高崗上之城堡，林肯更堅信他們是上帝之選民，優秀且與其他族群不一樣，而有了例外主義之想法。由此一理念而產生之想法就是美國人因與他國人不一樣，可以作自己之主人，不需考慮他國人士想法。例如門羅總統（1817-1825）宣佈之「門羅主義」就是將加勒比海當作美國之後園池塘。

此外，雷根1983年下令進軍格瑞納達島國。兩天之入侵，據華府公告是為保護美僑，事實是該島新領導人傾左。而1989年老布希派軍入侵巴拿馬15天，在這一代號「正義」名義下，抓了總統諾瑞加。這不過幾個小例子而已。

與歐洲列強相比，清末美國對華傷害較少較輕，然而心理上對中國卻從未有一絲尊重之意。最明顯例子是19世紀中葉後自廣東、福建來美移工之悲慘命運，受盡了污辱、虐待、殺傷。1871年於石泉發生之屠殺案即為一例。1882年，美國國會不顧人道精神通過了唯一一個不公平之對待移工之法案──「排華法案」。

對先人們輕視與傷害華人移工之事，時至今日，僅由國會兩院先後於2011年及2012年通過法案向華人社會道歉，道歉來自民意而非行政機關，其道歉是否有誠意，再顯明不過了。

二次大戰期間，中美並肩抗日，然而卻在1945年2月之雅爾達會議上，被小羅斯福出賣了，外蒙古就在這樣子情形下失去了。從歷史上可看出美國一向輕視中國及中國人，今天中國與山姆大叔平起平坐。這一新的經驗，美國人心態上自然不可能接受。

在如此心態下，美國雖不得不與中國在舞台上共演一齣戲，卻仍對中國百般提防。

正因如此，就有「假朋友」一詞出現。這是北京清大閻學通教授所提，仔細想想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中美確有「假朋友」味道。然而雙方關係過於複雜且多面向，形容中美之間的關係，「假朋友」一詞也未能全然到位。

美國對華政策之衝擊點

華府擬定其對華政策時，必然會撞擊到一些障礙，有些障礙可以移走，有些是自然存在，誰也無法去除。讓我們一起來觀察。

首先美國每四年一次之總統大選是中美關係上一大考驗，經常是事過後風平浪靜。因每遇大選，不拘誰是在野黨總統候選人，均會扮成上帝的使者，大力抨擊北京的人權及缺乏言論自由。每一個美國人應有要嚴厲對付北京才是王道的想法。然而一旦這位在野人士當了總統，其政策務必要滿足現實上的條件，在國務院的導引下，再將前朝之北京政策拿來己用，頂多作點修改。

第二個意識型態的問題必較麻煩。遠在1950年至文革期間，大陸人幾乎均將「美帝」當作「人民公敵第一號」，雖然沈大偉教授（David Shambaugh）將「美帝」譯成Beautiful Imperialist然而在這段時間，中國人卻從未將「美帝」看成Beautiful的朋友。

中美47年前建交後，中國人不再視美國為帝國主義了。忙著學習作一個會賺錢的人，共產主義放在一旁，先把資本主義「秘技」學會再說。也不再認為需要再向外輸出共產主義了。

回頭看華府方面則非如此單純，這是因為美國文化建立在白人之優越歷史地位。他們既是「上帝之選民」，站在「高崗上」。更有「天賦使命」，所以在國際事務上是不會缺席，更以世界領袖自居。

此一思維將理念與行動結為一體，作為一個領導世界者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與平等。也就因為這個原因，美國對他國內政常說三道四，還可能出兵干涉他國內政。不過也會遷就現實，將理念暫放一邊，先來段現實主義的歌唱唱。如2013年及2014年埃及及泰國均有政變，美國雖一直反對軍事政變，卻因支持兩國之軍人有利美國之影響力，也就樂觀其成。

美國今日對華政策，也是基於現實之需擬定，華府與北京得以相安無事（無大事）就因雙方均瞭解擁抱現實的重要。

第三項則是府院鬥爭。白宮及國會不合，時有所見。聯邦政府獨撐大局勢必影響其國內、外政策之制定。

持續與修正美對華政策之特質

尼克森1971年採行開放中國政策後，美國對華政策之基石就是「一中原則」，至今仍是華府奉行不背之鐵律。然而這一「持續」有54年之久的政策，施行時就有了「修正」的行動，於是「持續與修正」就成為這段將近半個世紀之美國國策之精神所在。

有一實例可說明「一中原則」不會修正，2015年元旦雙橡園升旗事件就是「持續」之表象，台北如果想就此一探華府底線，恐怕很難成功，本文將在下章詳實分析此事件之始末。

「持續」之原則，不但中美緊緊守住，還生怕台北方面為探底線而將華府拖下水。這「一中原則」不但是底線，也是上線。換句話說，只要看不到任何有關衝撞「一中原則」之行動，華府會盡量予台北以方便，在可預見之近期，這一原則恐將繼續存在。

再明白不過的是台北方面可不這麼想，總在研究如何來次突擊或突破，例如四年前，我外交部通知各駐外代表處將諸代表之名片上，以大使代替代表，這一點北京未正式抗議，私下則有不少抱怨，認為台北為此證明他們是大使只是表面原因，事實就是要在國際間將台北國家地位顯出來。不過北京迄今未作任何反制行動。可以說是對台北之一個善意。

至於CHANGE（修正），此字可譯為「改變」，筆者認為「修正」字義較溫和。「改變」這個字有菱有角，不太適合在外交事務上應用，就這一點而言，美國在這47年中，確實於對台政策上作了不少修正。

最明顯的是我駐華府代表處已從馬里蘭州搬回華府，另外我駐美代表處也增加了會所數目，重要是我駐美代表處也改了名字，才有了代表性。林林總總的各項修正，均彰顯我在美之地位有所增重，然而終不能探試這「一中原則」之底線。「修正」有無上限？答案不存在。只好視之如謎底了。

展望中美關係：爭霸或共存

「爭霸或共存」，看似矛盾，其實可和平共存。因為爭霸之結果必定兩敗俱傷，如今戰爭太可怕，就是不用核武，而以傳統武器為之，也會造成雙方不可忍受之痛。

對雙方而言，爭霸不是誰想爭霸，或是誰不想爭霸。對大多數地緣政治戰略家而言，爭霸一事是不可能避得開的。當某一個國家已是全球霸主，那就不可能讓另一個國家來作霸主，而全力捍衛此一固有權利。

而另一個新興大國，當其經軍實力已可與老霸主一較長短時，則也不可能摸摸鼻子，逕自走開。這是環境逼出來的，也是自然生態。任何一方如公開說絕不想稱霸，事實上正在準備如何提高自己實力，令對方不要妄想，自己好來當霸主。

在如此之國際政治生態中，為了現實之考慮，雙方爭而不鬥就成為至上之理。這是現實之考慮。雙方間自會有間歇性爭執，如貿易爭議就是一例，而這類問題較易解決。

麻煩的是長期性爭執，如台海問題，南海問題等。2015年年初出版之Time（《時代》）列出了新一年10件敏感又有危機之大事。其中也將台海問題列入。由此可見這一問題已不僅限於台海一地，而是地區性大事了。

儘管這篇文章相當令人側目，然而在現實環境考驗下，中美雙方均不會在台海製造特大號風暴。美方應放棄幻想，認為大陸可能發生顏色革命，或如埃及之茉莉花革命。也不應妄想，有實力阻擋大陸經濟之再增長。

前國務卿歐布萊特（Madelerine Albright）就認為「交往」並不是施與而是在現實中的一項機會。確實是如此，交往不是妥協，更不是施惠，而是不得不選擇的唯一可行性方式。然而在交往過程中，仍有令人擔心的碰撞，雖然不是特別重要，卻也會引起爭執，有的很快消失，有的卻衍生出一連串麻煩。

總體而言，在中美關係上，台灣是一個十分敏感之問題，而2015年開年就發生之雙橡園升旗事件簡明地標示出，在中美兩強注視下，台灣的外事活動空間是極其有限的。當時中華民國有22個邦交國，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中，僅甘比亞於2014年11月無預警片面撕毀與我之邦交(迄至2025年12月賴清德總統執政，只剩12個)。

再回頭來看中美未來的關係，在華府與北京領導人刻意雕塑下，兩國關係勢必在奉行「交往」時不忘「對立」，只是何時當「交往」，何時應「對立」。以雙方領導之智慧，當會有利多之舉，然而他們仍不會或忘整軍經武，以應付未來可能之「對立」。